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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易十六王后曾喜愛簡潔服飾 被公眾批不奢華失體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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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在另一幅流傳下來的著名肖像畫中,王后只穿了一條極其簡單的白色平紋紗裙,全身上下毫無裝飾。這種簡潔的白色長裙也是當時上流社會女性中悄然流行的一種風尚,當然這股風潮還遠遠撼動不了華麗裝束的統治地位。然而就是這幅畫為她招致了意料不到的抨擊,公眾輿論認為王后這樣打扮是有失體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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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6年展出的王后畫像,簡單的衣著使之遭致非議。

    本文摘自:澎湃新聞網,作者:錢冠宇,原題為:《訪談︱湯曉燕:法國大革命時期女性為何流行穿白裙》

    關于法國大革命,大文豪巴爾扎克曾有一個比喻,他說這是一場絲絨與羊毛之間的斗爭,因為前者是貴族的奢華象征,后者則代表資產階級的低調克制。法國大革命發生前后,女性服飾發生了何種變化?而這種外在變化又折射出哪些深層的文化、政治內涵?

    從女性服飾文化的視角透視法國大革命,迄今為止,無論中外學者還鮮有人對其進行過系統的梳理,畢業于北京大學、現任教于浙江大學歷史學系的湯曉燕最新出版的著作《革命與霓裳:大革命時代法國女性服飾中的文化與政治》即填補了此項研究領域的空白。

    湯曉燕本科就讀于北京大學“元培學院”,碩士跟隨北大法語系羅芃教授讀比較文學專業,并且作為交換生到法國里昂人文高等師范學校訪學一年,在此期間,她接觸到了法國著名文化史大家丹尼爾?羅什(Daniel Roche)的《外觀的文化:17-18世紀服裝史》,“這本書是通過舊制度末年的服飾文化去看背后的政治結構和社會階層之間的張力,當時雖然念的是文學,但對這本書非常著迷。”湯曉燕由此奠定了此后博士論文的選題方向。

    讀博期間,湯曉燕師從北大歷史系高毅教授,決定以“法國大革命中的女性服飾”作為研究題目,并獲得伊拉斯謨歐盟獎學金,于2012-2013學年到巴黎政治學院留學,后來論文中大部分的史料即是在這段時間內搜集完成的。

    除了有扎實的一手史料作為基礎外,湯曉燕這部著作的最大亮點在于涉及法國大革命女性政治問題時,沒有陷入傳統學界關于女性地位是否提高的爭論中去,而是另辟蹊徑,從服飾這個角度考察大革命給女性政治權利帶來的種種變化,正如她在導論中所言:“這些服飾現象絕不只是簡單地改變款式和材質,它與政治、文化和社會中出現的巨大變化緊密聯系在一起。服飾上的細微變化是各類群體或個人表達他們的態度、力量以及訴求的絕佳途徑。”

    澎湃新聞:大革命爆發前夕,法國女性的服飾風尚是怎樣的?據說路易十六的王后瑪麗?安托瓦內特就是一位奢侈浮華的人。

    湯曉燕:在舊制度末年,也就是大革命爆發前夕,法國上流社會女性的服飾風尚總體而言是相當奢華精致的。宮廷貴婦們的裙擺直徑常常有一米多寬,使用的面料都是昂貴的綢緞或絲絨,上面還要點綴無數的蕾絲花邊(這些花邊一米的價格就足夠底層家庭一個月的開銷)、珍珠和寶石。如今在巴黎服飾博物館、裝飾藝術博物館中保留了一些當時女裝的實物,由于面料與制作極其考究,直到今天,那些裙子依然精美異常。您可以看到裙子上每一朵精致的花朵都是用金線穿過珍珠盤制而成,可以想象整條裙子需要耗費的人力和物力。

    另一方面,從文字材料中我們可以得知,這些女裝的制作費用是令人咋舌的。像路易十五的情婦杜白麗夫人的裙子基本上都在6000-12000鋰。而路易十六的王后瑪麗?安托瓦內特以揮霍無度著稱于世,據說她在服飾上的開銷一年就超過400萬鋰。這是個什么概念呢?當時一個熟練成衣工每月收入是4鋰,收入高一點的時尚行業女工,月工資大概也就在35鋰左右。也就是說,貴婦們的一條裙子,相當于普通制衣工人一年年收入的120倍,甚至200倍。

    那安托瓦內特或杜白麗夫人是不是特例呢?并不是。因為根據史料可以知道,當時高級成衣店出售的帽子價格在40鋰上下,如果搭配上羽毛,價格可能飆升到120鋰。而當時著名的《巴黎圖景》一書中曾經提到過,在杜勒伊宮散步的女性們,幾乎人人都戴著裝飾有羽毛的美麗帽子。由此可見,當時流行的就是奢侈豪華的風格。

    不過事實的另一面就是,在服飾上這樣的鋪張并不是所有上流社會家庭都能承受的。普通貴族家庭在服飾上的開支要占到家庭年收入的14%左右,而不少貴族因為付不起昂貴的賬單,而只能向裁縫欠賬。有些貴族就只能把裙子的花邊撲上白粉,以掩飾它們發黃變舊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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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澎湃新聞:為什么在舊制度末年,法國上流社會的女性會追求錦衣華服到如此地步?

    湯曉燕:這是因為從18世紀開始,法國不再有限制服飾的“禁奢令”,也就是說,原先用以規定什么等級的人可以穿戴什么樣的服飾的法律已經名存實亡了。用服飾上的極度奢華來表明高高在上的地位是古代等級社會統治階層慣用的手法。而到了舊制度末年,單從服飾外表而言,已經不能區分社會等級,只要有足夠的財力,商人的妻子也可以穿得像個貴婦人。

    這就意味著,在外觀上模仿社會的頂層群體不再是遙不可及的事。這就給真正的貴族等級帶來巨大的壓力。因為此前在一個等級制度穩固而森嚴的社會里,嚴峻的法律可以清楚地界定不同等級的人。而到了18世紀,不僅禁奢令已經消失,而且貴族等級存在的權威性和合法性也飽受質疑,因此貴族等級就比以往更需要用外在的富麗堂皇來劃清并鞏固自身群體與社會其他階層的界限。

    所以,概括地說,法國大革命之前,法國上流社會貴族女性服飾上的極度奢華折射出來的是這樣一個事實:原有的等級社會結構遭受到了巨大的威脅;貴族等級的統治地位開始搖搖欲墜,因而他們就更需要用外在的奢侈去維系原有的高貴。

    關于路易十六的王后瑪麗?安托瓦內特在服飾上的揮霍無度,有關她的學術研究、傳記甚至影視作品都已經表現得相當充分,比如她每周都要制作新衣服,發明出有半米高的發型、凡爾賽有數個房間堆滿了她的服飾,等等。這些都是史實。

    但是,我想強調她的另外兩個方面。首先,早期安托瓦內特對華麗服裝的熱愛確實是她自己比較輕浮的個性所決定的,因為她實際上當王后的時候也不過是個20來歲的女孩子。更重要的一點是,身為王后和整個法國貴族等級金字塔尖的人物,在服飾上表現出法國王室的權威與實力,實際上是她的義務。早在路易十四時代,路易十四每次出席舞會或其他宮廷場合,都是滿身披掛鉆石與黃金飾品。而安托瓦內特的母親、奧利地女王也曾經告誡她,服裝上的豪華奢侈有助于樹立她個人的權威。

    另一方面,安托瓦內特其實也有喜愛簡潔服飾、崇尚自然的一面。她在凡爾賽的小特里亞農宮里常常與同伴們一起裝扮成牧羊女,法國國家圖書館黎塞留館里至今保存著她如此打扮的版畫。在另一幅流傳下來的著名肖像畫中,王后只穿了一條極其簡單的白色平紋紗裙,全身上下毫無裝飾。這種簡潔的白色長裙也是當時上流社會女性中悄然流行的一種風尚,當然這股風潮還遠遠撼動不了華麗裝束的統治地位。然而就是這幅畫為她招致了意料不到的抨擊,公眾輿論認為王后這樣打扮是有失體統。所以說,現存的圖像資料為我們呈現出來的其實是一個多面的安托瓦內特。她在服飾上的窮奢極欲既是個人的愛好也是作為統治階層權威象征的必需,與此同時,她所表現出來的對簡潔自然風格的追求實際上也是當時法國上流社會慢慢涌現出來的新的審美傾向的體現。這種新的審美傾向或者說審美趣味將會在大革命爆發之后大行其道。

    澎湃新聞:法國大革命爆發之后,女性服飾發生的顯著變化是什么?

    湯曉燕:大革命爆發之后,巴黎街頭最明顯的變化有兩個:首先幾乎所有女性都拋棄了此前華麗精致的裝束,轉而穿上較為簡單樸素的服裝,不論是從款式還是面料的考究程度而言,簡潔的風格大為流行;那種高聳的發型或者是裝飾著許多緞帶羽毛的帽子也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簡單的發飾。

    第二個突出的現象是,許多女性用富有革命含義的服裝來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場,比如服裝面料采用紅藍白三色,法國國旗上的紅藍白三色是大革命時期確定的,這是支持革命的象征;或者是穿著條紋圖案的裙子,條紋圖案來源于英國,當時法國上流社會十分推崇英國的立憲君主制,不論是男女服飾,采用條紋圖案就暗含支持立憲制,當時甚至有巴士底獄模樣的小耳環出售,因為攻占巴士底獄是大革命中具有決定意義的重大事件。

    這些服飾現象背后的原因當然是多種多樣的,比如許多著名的時尚商人在革命來臨之初就隨同貴族出逃,巴黎繁榮的時尚行業在革命爆發之后陷入困頓。而更重要的是,在大革命這樣一個特殊的政治環境中,服飾成為人們表達立場的絕佳工具。擁護革命者用服飾表達對革命的支持,而反對革命的保王黨用同樣的方式表達對革命的仇視心態,比如紅白藍三色的徽章成為革命重要的象征物之后,保王黨們故意在帽子或外套等顯眼的地方佩戴黑色或白色的徽章;在革命政府頒布《反不宣誓教士法》之后,有些女性用服裝上的宗教圖案來表達對該法令的不滿。當然,也不排除有些女性只是盲目地追求時髦或者有些謹慎的人用擁護革命的服裝來掩飾他們真實的立場。

    簡單地說,大革命爆發之后,服裝,不僅僅是女性服裝,成為區分立場與團體最快捷的工具。在服裝成為革命政治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過程中,原本屬于日常生活范疇的外在表象就轉化為權力角逐并且再現自身的載體。這一點不僅在大革命期間的女性服裝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離我們更近的許多歷史事件中也體現得相當明顯,這里就不一一舉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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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澎湃新聞:三色徽作為法國大革命最顯著的象征符號,除了審美意義外,更有政治內涵,大革命期間發生的“三色徽之爭”背后折射出的政治文化是什么?

    湯曉燕:三色徽在法國大革命期間是流傳時間最久、最被人接受的革命象征物,一直到此后的拿破侖時代、1848年革命期間,仍然有許多人佩戴它,組成它的紅白藍三色至今仍是法國國旗的顏色。大革命期間有過一個重要的“十月催駕事件”,也就是巴黎婦女到凡爾賽把國王一家“劫持”著帶回巴黎,這一事件的起因就是有傳聞說在王后舉辦的宴會上,有人把當時已經被視為革命標志物的三色徽章撕下來,扔在地上踩踏。這一傳聞激起了公憤,導致“十月催駕事件”。由此可知,三色徽在人們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不過,當時還有另外一個不太為人所知的“三色徽之爭”。按理說,三色徽是所有支持革命一方都樂意佩戴的,但是同屬革命陣營的女商販和另一些更為激進的組建了自己的革命俱樂部的女性之間卻因此產生嚴重分歧,并引發了激烈的沖突。后者要求所有女性都要佩戴三色徽章,但商販們因自身經濟利益受損而對某些革命措施不滿,故而反對這一強制性要求,并且進一步把性別的政治意識形態話語引入沖突之中。女商販們提出,女性就不應該卷入政治斗爭,因而也不應當佩戴三色徽這種具有強烈政治色彩的裝飾物。最后因為這樣的糾紛導致了多起沖突事件,最終革命政府以此為借口關閉了當時唯一一家全部由女性組成的“女共和革命者俱樂部”。

    通過小小的三色徽引發的沖突現象可以看到如下事實:首先,支持革命的陣營并非鐵板一塊,其中因為經濟利益、政治理念等多種差異而存在著不同群體之間的相互沖突;其次,革命者所頌揚的平等、自由、博愛等理念實際上并非如他們所宣稱的那樣是一種普世價值,在當時的革命者看來,女性并不具有與男性一樣的理性及政治能力,所以她們也不享有平等自由的權利。因此,一個不起眼的服飾現象可以透射出革命群體內部的分裂以及兩性關系之間的不平等。

    澎湃新聞:有一些激進的革命女性“不愛紅妝愛武裝”,甚至穿著男裝到國民公會請愿,她們這樣做的目的和訴求有哪些?

    湯曉燕:首先,這些激進的革命女性穿著的并不是普通的男裝,而是當時國民自衛軍的軍裝,或者是經過她們自己改造的類似于國民自衛軍的制服。而當時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加入國民自衛軍,像仆役、黑奴以及納稅達不到一定標準的人不屬于“積極公民”,因而并不具有加入國民自衛軍的資格,女性當然也屬于被排斥在外的群體。

    眾所周知,大革命頒布了著名的《人權宣言》,宣布人人生而平等,但是這個《人權宣言》其實并不覆蓋女性。因此,有一些激進的革命女性為自己撰寫了另一個版本的《女性人權宣言》,宣稱女性應當擁有與男性平等的社會、政治權利。因此,當時穿著男裝去國民公會請愿的女性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呼吁給予女性同等的權利,例如受教育權、擔任公職權等等,其中很重要的一條請求是希望能加入國民自衛軍,拿起武器與她們的父兄一樣抗擊敵人。

    從流傳下來的圖像資料可以看到,這些女性不僅穿著男裝,腳蹬馬靴,有的甚至佩戴著彎刀與短槍,她們試圖通過這樣的裝束來證明女性與男性一樣具有保家衛國的能力。當時,不僅僅在革命的中心巴黎,在外省的幾個大城市,像南特等地,都有類似的請愿活動。這些穿著軍隊制服手持武器的女性在當時被人們稱為“亞馬遜女戰士”,這是沿用了古希臘有關驍勇女戰士的傳說。

    但是,當時的革命政府并不支持這些革命女性的舉動,即便有女性如同中國古代的花木蘭一樣喬裝打扮成男性,潛入軍隊立下戰功,依然擺脫不了被發現之后遣返回鄉的命運;更不用提女性想要獲得平等的政治權利。例如撰寫《女性人權宣言》的德古熱在1793年被送上了斷頭臺,罪名就是她妄圖“成為政治家”。

    為什么當局要壓制女性對于平等的追求?很多歷史學家已經指出,因為許多革命領導者認為舊制度晚期的朝綱之所以敗壞,有相當大的原因在于路易十五的情婦杜白麗夫人、路易十六的王后安托瓦內特等貴族女性干涉國事、把國庫揮霍一空,因此他們要建立的“新世界”應該是一個內外有別、男尊女卑的性別秩序井然的共和國。在他們的設想中,女性應該安守家庭、擔負起培養共和國下一代的職責,而不是穿上男裝,拿起武器,進入議事大廳與男性平起平坐參與各類政治活動。

    澎湃新聞:身著白色衣裙的女性形象為何在大革命期間廣泛流行?白裙子又如何成為一種政治符號?

    湯曉燕:前面已經提到,大革命時期,女性的裝束發生了顯著的變化,那么其中非常突出的現象,就是白色衣裙的廣泛流行。它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是在日常生活中,許多上流社會的女性都拋棄了舊制度時期繁縟的華麗長裙,改穿極其簡單的白色衣裙。因此,大革命時期白色長裙蔚然成風。

    其次是在各類革命節日上,那時候為了宣傳革命理念、教化民眾,法國各地都熱衷于舉辦各類革命慶典,從著名的“理性節”到“豐收節”,名目繁多。在這些節日儀式上,通常都會安排女演員或參加游行的女性身穿白色長裙、頭戴玫瑰花冠,她們或是扮演懷抱幼兒的母親,或是純潔美麗的少女,總之是作為共和國公民的妻子或女兒的形象出現。留存下來的許多圖像資料中都可以看到這種身穿白裙的女性。

    要解釋這種白裙子流行的原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就像很多研究時尚社會學的學者指出的那樣,時尚的流行有其“任性”之處,它可能是由好幾個因素共同作用而成。具體到大革命時期的白裙子,我個人覺得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去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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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它的流行與舊制度末年已經開始興起的對自然之美的審美追求有關,代表人物就是大家熟知的盧梭,盧梭一直反對矯揉造作,提倡女性要以簡潔樸素為美,當時盧梭的審美觀念在許多受過良好教育的上流社會的女性中具有廣泛影響,因此我們看到很多貴族女性或者資產階級女性,比如羅蘭夫人等在舊制度末年已經開始穿著白色衣裙,甚至王后安托瓦內特也是這股風潮的倡導者。

    其次,眾所周知,大革命時期人們崇尚古典時期的公民精神,因而也非常推崇古希臘羅馬時期的服飾風格,在當時最著名的畫家大衛為政府官員設計的制服樣稿上可以看到,他采用的全部都是古希臘時期的長袍款式。所以,在很多節日活動的安排中,會把古希臘式的白色長裙作為參與女性的統一服裝。

    最后,我個人覺得這種白裙子體現出來的樸素克制正是革命的法國最贊賞的女性特質。如果說男性革命者并不希望女性熱衷于政治,那么他們理想的女性形象可以從革命節日中他們安排給女性的角色及其裝束上看出來:溫柔美麗、安靜不張揚。簡單地說,就是在新的審美趣味、崇拜古典風格以及革命宣傳竭力倡導等三個因素作用之下,白色衣裙成為大革命時期女性的典型形象。

    澎湃新聞:相較于女性服飾,法國大革命對于男性服飾變化的影響是否同樣存在?

    湯曉燕:法國大革命前后,男裝的變化也是相當顯著的。在此之前,法國男貴族的服裝與女貴族的一樣,都是用料極其考究,鑲金帶銀,服裝色彩也采用鮮艷的顏色,如大紅、紫色、黃色等。在舊制度時期,貴族家庭夫婦雙方在服飾上的開銷是不相上下的。

    而到了大革命之后,男裝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首先是再也沒有人使用假發了;其次,服裝的款式更為簡潔實用,色彩逐漸趨向內斂暗沉的色調,如黑色、深灰以及深藍,而在材質上也不再大面積采用綢緞等華貴的面料,更多地開始使用羊毛制品。總體而言,男裝向著“實用性”發展,基本上拋棄了舊制度時期用來炫耀財富與地位的區分功能。

    18世紀中葉,巴黎上流社會沙龍聚會中,男性貴族頭戴假發、服飾艷麗華美。他們常常與女性一樣用許多金銀裝飾。

    男性服飾發生如此重大變化的根源在于,原有的法國社會已經被徹底推翻了,現在處于上升期的是新的統治階層,也就是資產階級。就像布爾迪厄在《區分》中指出的那樣,審美趣味在社會中起著聚集和分割的作用。拒斥其他群體的審美趣味是建立起自身群體的重要手段。那么,如果說貴族熱衷于華麗與張揚,用奢華與浪費來表明自身階層的悠閑與富有,資產階級為了與之相區別,便要建立起另一種截然不同的服飾審美觀,那就是含蓄內斂,強調個體的理性與才能。因此,體現在服飾上,便是拋棄浮夸的裝飾,以實用主義為至上原則。

    但是,資產階級的服飾除了要與此前的貴族相區別,它還需要把自身與普羅大眾相隔離。于是,用服飾來彰顯財富、地位乃至品味的任務就交給了他們的妻女,兩性之間的服飾差異由此開始擴大。

    前面提到大革命時期女性的白色衣裙廣為流行,但是,大革命過去之后十來年,女裝又恢復了華貴與鮮艷,當然與舊制度時期的富麗堂皇相比還是顯得含蓄許多,即便是表現財富與地位,也轉而用更為低調的方式來進行,因為毫不克制地大肆炫富已經被認為是暴發戶才有的“壞品味”,含蓄克制地顯露出地位、身份與財力則被認為是只有資產階級(新的統治階級)才有的“好品味”。這種新的服飾審美趣味建立的過程也就是一個新的社會結構逐漸成型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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